工作总结

时间:2026-03-27 作者:每天帮

2026年前列腺科年度工作小结。

又到年底，该把这一年的工作理一理了。我习惯把每个月的重点病例记在一个本子上，今年翻出来一看，写了快大半本。3520人次的门诊量，这个数字比去年多了不到两百，但我清楚，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每一个决策，每一个操作。作为科里负责前列腺癌和复杂前列腺疾病这块的副主任医师，我今年的手术量是142台，其中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占了将近一半，四级手术比例87%。平均住院日9.1天，比科室平均值低了0.7天，这个差距，主要来自术前准备的优化和术后康复路径的细化。药占比和耗材占比都在考核线以内，但说实话，压耗材这件事，有时候挺让人纠结的——有些新器械确实好用，但价格摆在那里，怎么在保证效果和控制成本之间找平衡，这始终是个需要反复掂量的活。

先说一个今年印象最深的病例，也是让我反复琢磨了很久的。一位71岁的退休教师，PSA从5.8缓慢上升到9.2，期间在外院做了两次穿刺，都是阴性。第一次是经直肠系统穿刺，12针全阴；第二次加了靶向，但穿刺路径还是经直肠，结果依然是阴性。患者来找我的时候，情绪已经很低落了。他跟我说：“我是不是就等着它长出来再做？”我看了他的多参数磁共振，病灶在移行带的前部，紧贴着尿道和前列腺包膜的交界处。这个位置，经直肠穿刺确实很难够到——穿刺针从直肠壁穿过来，角度受限，而且病灶前方就是尿道，稍有不慎就会穿进尿道或者穿出包膜。我当时判断，必须换经会阴入路。这个决定说起来简单，但操作起来麻烦得多。术前我把他的磁共振和超声图像做了三次融合配准，在规划软件上反复模拟进针路径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：既然要穿，就不能再让他穿第四次。手术那天，我用了模板穿刺架，按照术前规划的路径，在病灶的前缘、后缘、内侧、外侧各取了两针。最后12针里，有4针报了癌，Gleason评分3+4=7分。这个患者后来做了根治手术，术后病理和穿刺结果高度吻合。让我欣慰的不是穿到了，而是穿得准——病灶最大径只有0.8厘米，能被完整定位，这说明我们这套融合靶向穿刺的流程是经得起检验的。但我也在反思，如果第一次穿刺时就采用经会阴融合靶向，他是不是能少受这两年的折磨和焦虑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我在科里年轻医生讨论病例时，会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讲：面对高危位置的病灶，穿刺入路的选择，有时候比穿刺本身更重要。

另一个病例，让我对“慢性前列腺炎”这个诊断有了更深的警惕。一位42岁的男性，反复会阴部疼痛三年，期间用过五六种抗生素，包括莫西沙星这类限制级用药。他来找我时，手里攥着一沓化验单，厚度快赶上病历本了。他问我：“医生，我查了好多资料，我这会不会是前列腺癌？”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想，他说：“我吃了那么多药都不好，肯定不是普通的炎症。”这个逻辑虽然朴素，但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：我们对慢性前列腺炎的诊疗，很多时候是在一个模糊地带里打转。我详细问了他的症状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：他的疼痛有非常明显的时间节律——上午轻、下午重，坐久了加重，活动后反而减轻。这个特征，不太符合细菌性炎症的持续存在特点，反而更接近盆底肌肉的慢性劳损和神经敏化。我给他做了直肠指检，盆底肌群触痛明显，尤其是左侧的闭孔内肌和提肛肌。这让我更加确信，他的问题核心，不是感染，而是盆底功能紊乱。我给他调整了方案：停掉所有抗生素，换成小剂量的α受体阻滞剂改善排尿，加用普瑞巴林干预神经病理性疼痛，同时，最关键的一步，是让他去找我们康复科的同事做盆底生物反馈治疗。他半信半疑地问：“不打针不吃药，光做那个机器能管用？”我说：“你先做六周，每周两次，六周后我们再看。”六周后他来复诊，NIH-CPSI评分从32分降到了14分。他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现在终于能坐住了，以前坐半小时就疼得不行。”这个病例让我更坚定了两点：一是慢性前列腺炎的诊疗，抗生素不能当安慰剂用；二是泌尿外科医生不能只盯着前列腺，盆底这个“邻居”同样重要。今年我开始在门诊更多地使用盆底超声评估这类患者，虽然增加了检查时间，但能少走弯路，值得。

手术方面，今年有一件事让我到现在还在琢磨。一位60岁的患者，术前PSA 8.6，穿刺Gleason 3+4，肿瘤局限在左侧外周带，属于中危组。我做了保留神经血管束的根治术，术中解剖清晰，术后病理却报了一个切缘阳性，位置在后外侧，正是我刻意保留神经的区域。当时看到病理报告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，术前影像评估和术中肉眼判断都认为安全的区域，居然有肿瘤残留。复盘下来，问题出在对术前影像的解读上。患者的磁共振显示，病灶和包膜之间有一片模糊区，我当时判断是炎症反应，现在看来，那可能就是微浸润。这件事之后，我在手术前会把影像片子和病理科同事再过一遍，遇到可疑的模糊区域，宁肯牺牲一点神经，也要保证切缘安全。具体到操作上，我现在对这类患者，会把保留神经的“宽切缘”从5毫米扩大到8到10毫米，在保证肿瘤学安全的前提下，再考虑功能保留。这个调整不是保守，而是对患者负责——术后尿控和勃起功能可以慢慢恢复，但切缘阳性带来的复发风险，是不可逆的。

医疗安全这件事，永远不能掉以轻心。今年科里发生了一例术后肺栓塞，虽然不是致命性的，但足够让我后怕。患者是位68岁的肥胖男性，BMI 31，手术时间三个半小时，术后第二天突发胸闷、血氧下降，CTPA确诊肺栓塞。复盘时发现，术前Caprini评分是5分，属于高危，但医嘱里只开了低分子肝素术后24小时开始使用，没有做到术前预防，也没有规范的术后抗凝延续方案。问题出在评估和执行脱节——术前评估做了，但医嘱系统里没有自动关联预防方案；术后交接班时，年轻医生对高危患者的抗凝重视不够。这件事之后，我推动科里修改了围术期静脉血栓预防的流程：现在所有Caprini评分≥5分的患者，麻醉前必须由主刀医生和责任护士共同确认预防方案，并录入医嘱系统；术后抗凝方案以表单形式挂在病历首页，每班交接时签字确认。这个流程虽然多花了几分钟，但换来的是安全。说到底，制度和流程，比个人的小心谨慎更可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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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望明年，有几件事我想实实在在地推进。第一，把前列腺癌数据库建起来。我们手上有近五年近千例根治术患者的数据，但分散在病案系统、随访记录和各个医生的个人电脑里，想做个回顾性分析都很费劲。我打算从明年一月开始，把数据按肿瘤学结局、功能恢复、并发症三个维度系统录入，每个病例至少追满两年。这个事我不准备全推给研究生，第一波数据我自己录入，把字段和标准定下来，后面的再交给学生跟进。第二，把二次穿刺的流程标准化。现在我们科对初次穿刺阴性的高危患者，有一套多学科讨论的机制，但执行起来比较随意。我想和影像科、病理科商量，形成一个固定的二次穿刺指征和操作规范，写成科室共识，以后这类患者就按共识走，减少个人判断的差异。第三，慢性前列腺炎的多学科协作要落地。我们和康复科、疼痛科已经有转诊渠道，但患者还是需要在几个科室之间跑来跑去。明年争取开一个联合门诊，泌尿外科、盆底康复、心理支持的医生在同一个时间段出诊，患者挂一个号，三个方向的问题一次性评估完。这件事协调起来有点麻烦，场地、绩效分配都得谈，但我觉得值得试试——对那些被慢性疼痛折磨了三五年的患者来说，这个门诊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站。

这一年的工作，说不上有什么大成绩，但每一台手术、每一次门诊，我都尽力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。医学就是这样，总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正因为不完美，才有改进的空间。明年继续。WWw.mTB31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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